在医疗诉讼处理程序中，大部分案件都要经过医疗过错司法鉴定，以确定医方责任的有无及大小。有的案件甚至在鉴定意见作出后，其中一方要求提交新的鉴定检材，以期改变鉴定意见。那么，医疗诉讼处理程序可以延期吗?详细解答请阅读下文详细内容。
【案例背景】
案例一
2013年10月9日，患者何某因“咳嗽咳痰、憋气、双下肢浮肿1周”就诊于北京某医院，入院后次日晚上护士巡查发现患者侧卧于病室地板，意识消失，呼吸心跳停止，双侧瞳孔散大，对光反射消失，头部可见一处1cm×1.5cm左右伤口，经抢救无效死亡。尸检机构认为患者属急性心功能衰竭死亡。封存病历后，患方起诉，司法鉴定机构认为，患者在具有某些心血管疾病临床表现的情况下，医方未及时进行相关疾病筛查，认为医方存在过错。鉴定意见作出后，医方向法院补充提交其在病历封存件之外的《跌倒\坠床防范措施执行单》一份，要求法庭另行质证并提交鉴定机构作为鉴定检材。鉴定机构认为鉴定意见已综合医方的医疗过失产生，该补充材料对已有的鉴定意见没有实质影响。但这一补充材料的过程，延误了本案3个月的时间。
案例二
2011年2月21日，患者于某因“发现贫血间断黑便半月”就诊于某医院，医院对患者进行全麻下根治性全胃切除，并在术中临时扩大变更手术范围，行脾及胰尾切除术，术后患者发生小肠系膜动脉栓塞、小肠坏死，医院又为其行小肠大部切除等手术，后患者死亡。封存病历后，患方起诉。在患方预交鉴定费用后，本案举行了鉴定“听证会”，会上对本案的诊疗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讨论。会后，鉴定机构要求医方另行提交部分病历(未封存)。为等待补充材料，此案延误了7个月时间。
【案例评析】
在医疗诉讼处理程序中，大部分案件都要经过医疗过错司法鉴定，以确定医方责任的有无及大小。但是有相当比例的案件，都会在由医患双方(大部分案件还有外聘的相关领域的临床医师)参与的鉴定“听证会”结束之后，由鉴定机构发起，或由诉讼某一方发起，要求补充新的鉴定检材，以期影响鉴定结果。有的案件甚至在鉴定意见作出后，其中一方要求提交新的鉴定检材，以期改变鉴定意见。笔者认为法庭不应允许此做法，无特殊情况，不应再组织双方对此证据进行质证，进而作为鉴定检材送交鉴定机构。主要原因如下：
第一，绝大部分案件已经封存了病历，封存病历的目的显然是为了固定证据，诉讼中应以已封存病历为准进行鉴定。若鉴定“听证会”后、双方争议焦点已展露无遗、诉讼结果已依稀可见的情况下，或甚至在鉴定意见作出后、过错点及其原因已被鉴定人释明的情况下，某方根据鉴定结果，仍然可以有选择地增加倾向性的病历等检材，将有违程序和实体正义，显而易见侵害了诉讼另一方的程序和实体权利。另外，事后允许增减病历检材，这也是对现行复印、封存病历材料法律规定的稀释或隐性篡改，将导致患方事先复印、封存等固定证据的举动失去作用和意义。
即便有的案件，双方未事先封存病历，也应该视证据交换时医方提供的病历为全部，不能在其后随意删减，理由与上文已封存病历相同。
第二，我国现行的《侵权责任法》第五十八条规定，“医疗机构若隐匿、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，或伪造、篡改、销毁病历，侵犯病历完整性，适用过错推定原则，可以直接推定医疗机构承担侵权责任。”如上文所述情形中的一方不适时提交病历，对方有条件、有选择地事后出示从未提及、释明病历，当属自我证明其 “隐匿病历”，依法可以直接推定医院过错，而不应接纳为检材。
从证据学的角度，这些检材的来历不明确，无法确认这些病历材料的真实性、合法性，从而难入检材。
第三，从《司法鉴定程序通则》规定的程序看，鉴定机构应在案件受理前，判断检材是否齐全，能否作出鉴定，而不是受理后根据某些外在的意见，认为检材缺失与否，并再行随意补充，除非法院认为符合诉讼法上“新的证据”的规定。“听证”举行后不能随意接纳补充检材的依据已非常明确和完备。
《司法鉴定程序通则》第十三条规定，“委托人应当向司法鉴定机构提供真实、完整、充分的鉴定材料，并对鉴定材料的真实性、合法性负责。”同时，第十四条规定， “司法鉴定机构收到委托，应当对委托的鉴定事项进行审查，对属于本机构司法鉴定业务范围，委托鉴定事项的用途及鉴定要求合法，提供的鉴定材料真实、完整、充分的鉴定委托，应当予以受理。对提供的鉴定材料不完整、不充分的，司法鉴定机构可以要求委托人补充;委托人补充齐全的，可以受理。”
第四，上述案件中，应杜绝诉讼某一方随意增加证据，除非符合诉讼法中“新的证据”之规定。若鉴定机构事后发现有相关病历缺失，或记载不详的事实，可通过法定的方法解决。
依照《证据规定》等的规定，举证义务承担者应该对举证不能负法律责任、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。上述案件中具体诊疗过程的举证义务，也就是病历的提交义务，应由医方承担。医方未依法制作或适时提供充分、完整的病历，或者隐匿了相关病历，鉴定人应该对被告举证不能的行为，即因其不能证明其相关诊疗是有事实和诊疗规范依据的、合法的，则应依法直接做出不利于被告的认定或推定，直接在鉴定意见中认定被告的过错。个别案件中，也可由鉴定机构将相关病历缺失问题释明给法庭后，由法院直接依据证据规则，合理确定当事人的过错和法律责任。
如上述案例所述，在能否补充证据的医患双方拉锯战中、在鉴定机构与委托人(法院)的函件往来之中，听证会举行了，而部分案件的是非判断也许还没有真正开始，最终判决结果或许还遥遥无期。
除上述情况外，还存在很多原因导致诉讼一直处于等待之中。在有些案件中，鉴定机构受理后，由于各种原因，迟迟无法安排鉴定“听证”，60个工作日的时限规定也就形同虚设。在其他一些案件中，因某一方对鉴定意见持有异议，要求进行书面质询，但质询常常会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，有时最终意见甚至会石沉大海、杳无音讯……也有些案件，也许是因为有一方太忙，总是不能到庭或及时提交相关书面材料，所以其他一方只能继续等待。还有太多的案件，总是存在各种各样的等待理由，导致一些医疗纠纷案件一直处于等待之中。在这漫长的等待中，正义只能在空中徘徊，而诉讼当事人也只能处于焦急而漫长的等待中。
西方有句谚语总结过：迟到的正义非正义。没能在有效期限得到恢复和补救的正义和社会关系，是非正义、危险的。那些欲合法维权的人，将信心和希望托付于诉讼程序，却遭遇了“无期限等待”，几乎无一例外地陷于维权无门的惶恐和焦虑之中。
不仅医疗纠纷案件存在此类情况，其他类型的案件或多或少也存在此类现象。中央电视台《经济与法》栏目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案例：2008年3月的一天，一个老人向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公安局举报一个发生在13年前的案件，1995年12月20日，老人的儿子因为劝架被同学用刀子刺伤，经抢救无效死亡。凶手投案后一个月即被释放，被宣布是过失杀人，并且不满14周岁，撤销案件。随后，检察院做出不予批捕的决定。老人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，他根据对相关背景的了解，坚信凶手户籍资料中的年龄可能被修改过。之后的12年里，老人一直在寻找凶手真实的出生日期。最终，依靠三份证明材料，公安机关决定重新立案侦查，最终确认凶手的户籍资料确实被改动过，并且找到了凶手真实年龄的证据，确认凶手在案发时已满14周岁，将其绳之以法。老人花了13年的时间，付出了极大的艰辛，终于等到了公正的处理结果。但正义却来得太晚，因为他13年中所付出的精力和精神伤害很难得到补偿。
这个案例印证了正义的时效性，即正义实现的社会效果，强调被损害的权利必须及时得到救济和补偿，而不能让权利人在遥遥无期的等待中接受另一轮的煎熬。
